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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環衛科技網上文統計，僅在5月1日至6月4日的35天之中，平均一天一個，共釋放36個涉及餐廚垃圾的項目。其中餐廚垃圾處理運營項目21個，預算投資超29.7億元；餐廚垃圾收運及設備采購項目15個，預算投資超4.42億元。

甚至業內人士在察覺到國內垃圾焚燒新增項目放緩后，就樂觀地預判餐廚（廚余）垃圾處理有可能代替垃圾焚燒，成為固廢行業下一個藍海。

能否成為下一個藍海，我們姑且不論，但這波項目上馬速度，不免讓人想起，上一階段，國家為了嚴控地溝油重回餐桌，在十二五、十三五期間，全國各地也興建一批餐廚垃圾處理設施。

歷史是何其的相似？但似乎又有些不同！

時間撥回到10年前。

2010年5月，國家發改委、住建部、環保部、農業部四部委聯合發布《關于組織開展城市餐廚廢棄物資源化利用和無害化處理試點工作的通知》(發改辦環資[2010]1020號)，正式拉開了餐廚廢棄物資源化利用和無害化處理城市試點工作大幕。“十二五”期間，我國共分五批次，補貼了20多億元，設立100個試點城市，基本囊括了國家的一線、二線，還有部分三線城市。

但由于商業模式不清晰、技術路線不成熟、原料收集困難、后端附屬物銷路不暢等原因，至今能夠正常運營、且能持續盈利的項目并不多，后來還取消了15個城市的試點資格。

因此，在看到新一輪，由垃圾分類攪動的餐廚垃圾市場“熱”之后，就有人開始質疑，“什么是一地雞毛，相信在不遠的將來會遇到，看看早期進入的企業，后進的能存活嗎。”

不錯，早期的先行者，有的交了上千萬的學費，愈挫愈勇，跌倒了爬起來，爬起來再跌到，反反復復進行實踐探討，最終等來了垃圾分類這場“風”，趕上這波機遇，比如寧波開誠生態；

也有的企業，比如嘉博文，摸著石頭過河，為了驗證餐廚垃圾經過資源化處理，好氧堆肥工藝對土壤有利，對蘋果、草莓、葡萄、鮮桃等進行了反復實驗，并多次拜訪養殖戶、種植戶，雖違背趨勢，但一直以自己韌性為有機肥料奔走呼吁；

還有的企業未能堅持下來成為“先烈”，于2020年3月被當地法院宣告破產，比如老牌餐廚江蘇潔凈。

這些先行者的探索，無疑不證明了我國餐廚垃圾“三化”處置何其艱難，尤其是資源化，前進路上有許許多多的“攔路虎”和“絆腳石”。

一、原料收集難，進場垃圾量無保證，項目“吃不飽”。

早期，受“地溝油”事件以及非洲豬瘟事件的驅動，國家對餐廚垃圾的管理日趨健全，各種政策接踵而至。

雖然各地出臺了《餐廚垃圾管理辦法》，明令要求餐館、酒樓、單位食堂等餐廚垃圾產生單位，必須將日常的餐廚垃圾交由指定的單位進行收運，不得非法出售、倒運給未取得收集運輸和處置許可的企業或個人，否則予以嚴厲處罰。

但仍有一些餐館，利用監管薄弱的空子，頂風作案，在夜間或凌晨時候將泔水出售給私人。為何屢禁不止，原因很簡單，交給指定單位，餐館還要付一定費用；而賣給倒賣泔水的私人，還能獲得一筆收入。

餐館不配合，收不到餐廚垃圾，下游的處置項目，可想而知了。

“您好，我是寧波開誠負責收運餐廚……”“出去出去，你來什么？”這是當時寧波開誠負責收運餐廚垃圾的工作人員與餐廳工作人員日常的對話。

后來，寧波開誠將餐館拒交情況反應給政府，情況雖有些好轉，但依然不樂觀，只能象征性收一點點餐廚垃圾，也未如數上交，而且還是那種混合了大量一次性餐具、塑料瓶、廢紙、玻璃、酒瓶蓋子等，甚至連舊鐵鍋、破菜刀都有。

這不僅是寧波開誠的困境，收集困難，是整個行業的常態。

比如，早年間，嘉博文投建的高安屯餐廚廢棄物資源化處理中心（一期）項目，該廠設計能力是400噸/日，為當時全國最大的餐廚垃圾處理廠，然而該廠投入運營之后，每天的處理量僅為數十噸，處于“半饑餓”狀態。

再如，維爾利的常州餐廚垃圾資源化PPP項目。常州曾有一家大型餐館，每天產生七八桶垃圾，只交給環衛處兩三桶，剩下的賣給收泔水的。城管支隊發現后，就把媒體找來曝光，這家餐館馬上開始著急，怕顧客認為他們存在地溝油問題，最終將所有垃圾如數上交。

如果沒有政府的作為，常州餐廚項目很可能會失敗。因為按照維爾利的設計，如果達不到200噸/天的處理量，這個項目就不可能掙錢。

二、源頭分類難，“原料”不純，“卡機”現象時有發生。

隨著全國各地垃圾分類的有效推進，進廠的垃圾雖然多了，量上來了，但是“質”卻沒有提高，這里的質，指的是分出來的品質，簡單來說就是干濕分離。

“前端的分類，如果能夠做得更細致，減少混裝混運，原料如果能夠純一些，我們終端的處理效率就會高不少。”6月10日，自北京垃圾分類政策出臺一個月后，通州區有機質資源生態處理站工作人員王敬賢，在接受北京日報采訪時指出。

幾乎每個月，通州區有機垃圾處理廠都發生過因為混合垃圾過多，導致設備維修停機的事情。

“餐廚垃圾進入處理設備后，有兩臺破碎機會馬上介入，將大塊的垃圾切碎，然后再分篩。造成停機的原因就出在這里。”他說，如果大塊堅硬的金屬硬物混進垃圾里，就會破壞處理倉內部的結構，割破倉壁發生滲漏。“去年有一次，處理倉發生滲漏，只好停機維修，在維修前，得先將這些垃圾全部清理出來，再派工人去補漏點，整個維修過程花費了好幾個小時，大大降低了垃圾處理的速度。”

除此以外，如果廚余垃圾中混進了衣服、床單等織物，也會損壞處理設備。“這些紡織物會纏繞在旋轉的設備上，造成設備卡頓，只有停機進行人工清理。”

三、主流技術路線，后端附屬物無出路，商業模式不可持續。

事實上，餐廚（廚余）垃圾特性遠比我們想象的復雜，處理難度較大，這類垃圾處理在國內外非常成功的項目案例并不多。

“垃圾分類的難點主要就在廚余垃圾的處理。但需要理性思考的是，垃圾分類在全國大面積推行后，我們是否真的需要這么多肥料？”在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有限公司總工程師徐海云看來，廚余垃圾中存在大量熟食，鹽分較大，天然不適于做成肥料，而特殊的處理過程或將進一步抬高后端成本。

在2018年固廢戰略論壇上，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也認為，廚余垃圾分類處置應適度適量，如果在尚未做好準備的情況下，付出較高的經濟成本分出來，最后產物如沼氣、堆肥等，對能源、土地貢獻率不高，勢必不可持續。

據了解，餐廚（廚余）垃圾經過資源化處理，后端附屬物是飼料、肥料、沼氣。

但因為考慮到飼料存在動物源性污染風險，肥料存在鹽分過高、重金屬超標等難題，農業部一直禁止有機垃圾用作飼料和肥料，而有機產沼，投資成本高，且存在沼氣純度不夠，以及沼渣、沼液等二次污染的情況，所以三大資源化產品在出路方面全部受阻，無法形成良性的商業閉環。

以國內較為常見廚余垃圾處置堆肥工藝為例，一些地區，對堆肥工藝理解認識偏差，短發酵周期機器快速成肥設備基本上只有烘干效果，產品基本未經過微生物好氧發酵，產品腐熟度極低，需要二次腐熟，根本不適合農田利用。

會上，劉建國再次列舉了意大利某餐廚處理廠，采用干式厭氧消化+沼渣堆肥工藝，收集的有機生活垃圾35000噸，綠化廢物6000噸。

最終得到的產品，一是沼氣年發電量約1000萬度，全部自用，沒有多余的電量上網；二是，年產精堆肥約2000噸(約占進料量5%)，只能免費提供周邊農戶使用，若用戶不愿意使用，有時仍需花錢送焚燒廠處置，粗略估算成本約90歐元/噸。

劉建國強調，花大力氣分出來的廚余垃圾，經過資源化處理，采用干式厭氧工藝產沼量少、還不純凈；采用好氧堆肥工藝，產生的肥料不僅入不了田，還要花錢回到焚燒廠燒掉，整個商業模式鏈條沒有打通，項目持續盈利十分困難。

四、投資高，補貼少，市場驅動力不足。

早些年間，百城餐廚示范項目不順利，再加上國內垃圾分類推動力不足，導致國內濕垃圾終端處理設施產能嚴重不足，“欠賬”現象較為嚴重。

欠賬原因可簡單歸納兩點：

一是，政府重視不夠，對于終端處理設施和前端垃圾分類，領導意識里還存在“先有雞先有蛋”的關系，如果沒有前端的分類，后端的濕垃圾處理設施建設就沒有意義，如果前端先推分類，分類后的濕垃圾沒有終端處理，前端分類也沒有了意義。

二是，市場驅動力不足，之前普遍認為垃圾焚燒最直接、最簡單，尤其是垃圾焚燒發電上網還享有國家補貼，導致濕垃圾處理終端建設的市場驅動力不足。

也有人表示，以上所列舉的問題只是上一階段，百城試點遺留下來的，在無廢城市和強制垃圾分類的新形勢下，有些不僅不是問題，還因垃圾分類得到緩解。

與上一年10年相比，同樣是建廠，興建一批餐廚（廚余）垃圾處置設施，但新一輪我國有機垃圾處理市場涌現出的新變化、新機遇、新變革，使得行業初現暖意，或許是門“好生意”。

第一：量少，“吃不飽”的現象得到緩解。

毋庸置疑，我國垃圾分類全面推行后，來自小區的廚余垃圾勢必增多，濕垃圾入廠量也會增加，之前令餐廚處理企業詬病的“吃不飽”、項目不能滿負荷運行困境迎刃而解。

第二：市場競爭格局迎來一批實力強悍的焚燒“巨頭”。

市場蛋糕做大時，分食者就會增多，叢林法則下就會有人進、有人退。

如果說，上一輪的餐廚垃圾處理市場，江蘇潔凈、寧波開誠、北京嘉博文、藍德環保、山東十方、青島天人、維爾利等老牌餐廚企業是“主角”，那么新一輪市場競爭格局則迎來了一批實力強悍的焚燒“巨頭”。

有的已經躬身入局多年，如微米生物技術、首創環境（寧波廚余項目）、瀚藍環境（哈爾濱餐廚項目投產）等，并且有成熟落地的項目正在運行中，作為固廢行業的風向標，名副其實的國內焚燒“巨頭”，光大國際一舉一動最值得一提。

今年的5月6日-5月11日，僅6天，在江蘇宜興、江陰、徐州連下三城，連中三標。

光大國際不僅拿單能力和速度讓人嘆為觀止，而且還注重技術研發，目前生活垃圾＋餐廚垃圾協同處理技術已獲得推廣階段，能夠使單個餐廚廠建設成本下降三成。

也有的焚燒企業，在主打靜脈產業園的模式同時，也開始試水餐廚垃圾項目，如三峰環境在今年5月中標的呂梁項目中，包含100噸/日的餐廚垃圾處理任務，再如康恒環境在今年1月中標的萊州圣湖垃圾綜合處理項目中，也還包括80 噸/日的餐廚垃圾預處理線。

 還有的焚燒企業，如旺能環境和綠色動力，一邊在全國各地簽單、投資興建餐廚垃圾處理項目，另一邊斥資收購老牌餐廚企業，旺能環境以6800萬元收購蘇州華益潔100%股權，綠色動力收購萊州海康環保能源87.5%股權，不斷延伸餐廚產業鏈上下游，加碼有機垃圾處理業務。

第三：綜合協同處置技術“登場”。

有意思的是，這批焚燒巨頭入局，在加劇市場競爭的同時，也帶來技術工藝路線的創新，尤其青睞綜合協同處置技術。

從近兩個月市場釋放的固廢綜合處置項目可見一斑，如呂梁市將垃圾焚燒＋餐廚垃圾處理捆綁打包招標；再如廣州惠州惠陽區，將污泥＋餐廚＋糞便無害化項目，以PPP方式引入綠色動力投建等。

對于該綜合處理模式，老牌餐廚企業藍德環保早有探索，并且深信綜合協同處理技術，是有機垃圾處理未來的發展方向。

其一，這是因為，在無廢城市建設和垃圾分類要求全面展開下，廚余垃圾結合如餐廚、市政污泥、市政糞便、園林等其它類有機垃圾的共性，將其進行集中綜合處理，增大了處理規模，降低了單位投資成本和運行成本。

其二，對于政府而言，將廚余項目，捆綁餐廚、污泥、焚燒等固體廢棄物，以PPP打包成規模較大的項目，一則有利于吸引綜合實力較強的資本方參與競標，二則，可以實現一次招標多個項目落地，省心省力。

這與上一輪，單個餐廚垃圾項目主攻好氧堆肥和干式厭氧產沼技術路線，一直在在資源化方向做探索，截然不同。

第四、處理價格走高，收運+處理集約項目優勢明顯。

有人指出，之前，政府補貼傾向于垃圾焚燒，導致餐廚垃圾驅動力不足，但隨著垃圾分類全國開展，各地政府面臨的政策壓力，之前利益蛋糕有可能會重新分配，優惠政策很有可能向有機垃圾處理廠傾斜。

這個判斷沒錯，據筆者統計，近三年我國餐廚垃圾處理項目平均中標價格發現，政府給予的處理費回暖，逐步走高，2019年一些餐廚垃圾項目收運+處理一體化項目，政府給予的費用在260元/噸-300元/噸，遠高于前幾年200元/噸。

從近期光大國際在江蘇興、江陰、徐州等地，高價中標的餐廚處理項目也可窺探一斑，行業也在逐步回歸理性，低價中標現象得到緩解。

也有人用簡單粗暴的邏輯認為，對于企業而言，只要政府給予足夠高的處理費，進場垃圾量又有保證，只要能覆蓋投資成本，即便后端附屬物，如肥料銷售不暢、產沼少又如何，項目就能盈利下去。這個行業就有春天，您說是嗎？